每天读本书：《论中国》

前言

今天分享的是基辛格的名著《论中国》。这本书是基辛格访华40年的总结篇，也是他观察和分析中国问题的扛鼎之作。全书总共34万字，基辛格集中解决了两个问题：第一，如何理解一个复杂独特的中国，第二，中美关系应该走向何方。

怎么理解中国？这个问题在西方社会一直存在很多种声音，近年来有代表性的观点包括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这两种观点都不新鲜。但基辛格的观点和它们都不同。在他看来，中国是个具有独特性的国家，这种独特性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1、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观念，2、历史形成的地缘政治传统，3、中国的战略哲学，4、灵活务实的战术谋略。这四个方面构成了基辛格解读中国的基本法则。

第二，中美关系走向何方？这同样是一个很有争议的问题。西方克劳学派认为，国际事务就是不可避免的战略优势争夺，中美未来的冲突不可避免。但基辛格认为，中美关系不必、也不应成为零和博弈，达成共识可能非常困难，但挑起对抗是自寻失败，中美关系的恰当标签应当是“共同进化”而不是对抗，二战后建立的“大西洋共同体”的模式可以借鉴。比如说在中美之间建立“太平洋共同体”，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里有两个新的、也是核心的概念，“共同进化”和“太平洋共同体”，这也是基辛格的首创，我会在后面详细讲述。

开场白就说到这里。那么你可能要问了，基辛格究竟是怎么说的？下面，我将从三个部分，解读这本《论中国》。首先，我会先来跟你分析，如何理解中国，具体说就是基辛格找到的理解中国的“四个基本法则”是什么？

在第二部分，我会带你一起看看，影响中美关系的关键变量是什么？中美关系应走向何方？这里就会讲到那两个观点，“共同进化”和“太平洋共同体”。

最后一部分，我们一起看看，如何看待基辛格，以及他的这本《论中国》。这里面有三个方面提醒你注意，包括被基辛格刻意雪藏的部分，被他故意宣扬的部分，以及看待基辛格本身。

第一部分

下面是第一部分，如何理解中国。

基辛格是当今世界著名的战略家，美国前国务卿、外交家，是一个“中国通”，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有人统计过，从1949年到2010年，《人民日报》上出现过的“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总共有601位，基辛格就是其中之一。2011年，这本书出版的时候，基辛格88岁。从1971年他担任尼克松政府的国务卿，秘密访华算起，他已经在中美之间穿梭了40年。因为这些原因，纽约时报就认为，从外交上讲，在解释中国这件事上，基辛格拥有某种特权。因为有了这种特权，基辛格论中国才会引起广泛的关注。而他观察问题向来冷峻、沉静，这些风格也都渗透到了这本书中。

我把基辛格理解中国的方法论概括为“四个基本法则”，第一项法则便是中国独特的世界秩序观念。

世界秩序这个概念，对于现代人来说，很好理解，它是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总和。但在近代以前，中国和西方对这个概念的理解，大相径庭。近代西方的国际关系概念产生于16到17世纪，当时欧洲的中世纪制度解体，产生了一批实力不相上下的国家，罗马天主教也分裂成各种教派。1648年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确立了各国主权平等和法律平等的概念，奠定了现代外交的基础。

如果说西方的国与国之间的国际关系概念是平面的，中国传统的国际关系概念则是立体的，有层级的。中国从未长期地与另一国在平等的基础上交往过，因为中国从未遇到过与中国文化类似，或者大于中国的社会。在很长的时间内，中国都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人口众多，物产丰富，文化源远流长，中国在众多方面都表现优越，是周边国家学习的榜样。中国人相信这个世界秩序有中心有边缘，而中国是世界的中心。

儒家学说通过建立一套等级秩序，让这种世界秩序立体化，皇帝凌驾于世界政治层级之上。外国使者觐见皇帝不是为了谈判或谈国事，而是“前来领受圣上的文明教化”。皇帝从来不与其他国家元首会晤，皇帝接见他们则体现一种礼貌和恩德。中国的朝廷向外派遣的是使者，是来自天朝的御史，不是外交官。这就能理解，英国乔治国王派遣使者马戛尔尼访华，要和中国通商并互派使者，结果被乾隆皇帝一口拒绝。乾隆说，中国“奇珍异宝……无所不有”，至于互派使节，“断不可行”。挑明了说，就是两者根本不在一个层级上。

第二个理解中国的法则是中国特殊的地缘政治传统。在基辛格看来，古代中国缺少对外交往的动力。一方面，中国在自己的地缘政治格局中，形成了一种光荣孤立的自我意识，中国文化灿烂、疆域辽阔、人口众多，物产丰富，直到产业革命之前，中国都比欧洲各国富饶。

另一方面，中国的地缘政治目标是防御性的。历史上，中国虽然与周边国家有所来往，但对外扩张的愿望并不强烈。宋朝时，中国的航海技术已经是世界第一，舰队本来可以把中国带入一个探险和征服的时代，然而中国没有攫取海外殖民地，也没有远渡重洋去推广儒家学说或者佛教理论。元朝时，蒙古人曾经凭借宋朝遗留的舰队和经验丰富的船长，两次试图到达日本，每次都因为天气恶劣，无功而返。

不过，中国对一种地缘政治状况非常敏感，那就是邻国的结盟，这种结盟是对中国的最大威胁。为了防范出现这种情况，中国利用文化、经济以及制度方面优势，吸引周边国家服从一种朝贡的体系，以通商为诱饵，使这些国家承认自己的从属地位，遵守以中国为中心的准则，同时制造一种皇帝威严的印象，来抑制潜在的入侵者。至于他们给皇帝进贡的物品，则不重要。如果这些策略都不能奏效，一些务实的战术谋略，就派上了用场。

第三个理解中国的法则是中国传统的战略哲学，包括中国的围棋思维和孙子兵法。在战略执行层面，西方传统推崇决战决胜，强调英雄壮举，而中国的理念强调巧用计谋，以及迂回策略，耐心积累相对优势。

中西方的这一对比反映在两种棋类上。围棋擅长战略包围，讲究持久战，追求积小胜而成势；西方的战略思维是国际象棋式的，追求在“重心”和“关键点”决战决胜。这就说明了为什么中国对试图包围自己的任何动静都超级敏感，常常不惜以小博大来维护自己的战略灵活，比如朝鲜战争。这场战争之前，美国国内围绕“谁丢掉了中国”展开了激烈辩论，第七舰队也开进了台湾海峡，这些都被中国视为，是美国企图在中国周边布局、企图颠覆中国新政权。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再涉足朝鲜半岛，就等于是正式实施对中国的战略包围。因此，志愿军抗美援朝的原因就很好理解了，是为了“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

战略哲学中还包括军事思维。军事方面，西方战略家思考如何在关键节点上集结优势兵力，而《孙子兵法》研究如何在政治和心理上取得优势，这是两者的根本区别。这种对政治和心理优势的把握，实际上形成了一种新的“威慑”，这和现在说的 “核威慑”，也就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威慑，有很大不同。

中国的这些战略思维被毛泽东和邓小平反复使用。在1954和1958年两次台海危机发生前，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都恰如其分地出现在了北京，几周之后，解放军炮击金门，被外界视为是得到了苏联的支持。但实际上赫鲁晓夫事前一无所知。1979年的对越自卫反击战，邓小平在战斗打响之前，访问美国，与卡特单独会晤，还在回程时刻意路过东京，做了个所谓的技术性停留。有了这些铺垫，战争打响后，刚刚与越南签订同盟条约的苏联，一头雾水，不敢轻举妄动。

第四个理解中国的法则是中国人灵活的战术谋略。在国家强盛时，中国的对外政策体现为捍卫国家的合理性；在无力征服邻国时，中国的政治家们靠的是丰富的外交和经济手段，诱使潜在的外国敌手与它结成比较容易驾驭的关系。例如，对于不肯归顺的蛮夷，则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以夷制夷”，必要时“以夷伐夷”。近代“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魏源，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其实，在这句话前面，他还提出“调夷之仇国以攻夷”，也就是调动一国的敌国来攻击它。鸦片战争战败后，魏源甚至提出，俄国、法国、美国，甚至尼泊尔、缅甸、泰国和越南等，这些都是英国潜在的仇敌，应该加以利用。

从今天来看，魏源的策略不失为一个务实的办法，但可惜的是，清政府不知道怎么实施，因为它对这些潜在的盟国一知半解，甚至都还没有打过交道。后来马关条约签订后，李鸿章刚从日本回国，就促成了俄国领头、俄法德“三国干涉”，逼迫日本将辽东半岛退还中国，这里用的就是魏源的策略。只不过清政府大势已去，最后反受俄德法三国侵害。

总结这一部分，在基辛格看来，中国是具有独特性的国家。在世界秩序的观念里，中国以一种光荣孤立的自我意识认识世界，中国的地缘政治是防御性的，避免周边国家结盟是中国地缘政治的首要目标。在国家遇到挑战时，可以运用传统的围棋和孙子兵法的战略战术，必要时辅以务实灵活的外交和军事政策，维持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这四个方面构成了基辛格理解中国的“四个基本法则”。

第二部分

以上的部分构成了基辛格《论中国》的基本盘和方法论。在此后的章节中，基辛格用这些方法分段解剖了中美从对抗、接触、合作、乃至于形成准同盟关系的过程，时间段从1949年到2011年这本书出版，跨度超过60年。这60年间，中美关系大开大合，看得人眼花缭乱。但其中有一些关键变量始终在发挥作用。这也就到了我要讲的第二部分：影响中美关系的关键变量，以及未来的中美关系向何处去。

解读这个问题的前提是先确定一个历史坐标，基辛格以新千年这个时间点为分界。在新千年之前，中美关系主要是中国和美国这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但在这之后，中美关系由关注双边关系逐渐扩展到关注全球性议题，两国对地区和国际性问题的兴趣点有所交融，合作共处的模式也逐渐形成。

你可能会问，在新千年之前，影响中美关系的关键变量到底是几个呢？实际上，大的变量有三个：朝鲜战争、台湾问题和冷战时期的苏联。

朝鲜战争曾是影响中美关系的第一个关键变量，中美为此曾在朝鲜半岛大打出手。这场战争确立了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军事强国和亚洲革命中心的地位，还让中国成为一个令人敬畏的军事对手。对美国而言，签署了停战协定，但这个核超级大国却被力量薄弱的中国打得一蹶不振。

第二个关键变量是台湾问题，这一点直到今天都没有改变。历史上中美围绕台湾问题的交锋最多、时间最长、让步空间最小。三次台海危机分别发生在1954、1958和1995年，前两次直接形成了军事对抗，解放军炮击金门，中国领导人甚至宣称，不惧怕为此打一场核战争。那时候，中国虽然没有核武器，但中国的盟友——苏联，有这个实力。

影响中美关系的第三个关键变量是冷战时期的苏联。这段时间里，中国实际上同时挑战了两个超级大国。一方面，中苏关系由结盟到破裂、甚至在局部对峙，另一方面，中美之间的意识形态斗争仍然激烈。这种状况直到尼克松访华才开始改变。70年代的中后期，中美甚至形成了一种“准同盟”的关系，一个明显的标志是，美国支持中国对越自卫反击战，目的是通过中国打击苏联的盟国——越南。历史上，中国就对周边国家的结盟非常警惕，而这场战争发生前一个月，苏联和越南刚刚签署了带有军事互助性质的条约。战争很惨烈，但中国说，这场战争，中国是“摸了老虎屁股”，而美国人则认为，苏联的回应不够积极，可以视为它走向没落的最初征兆。

新千年之前影响中美关系的关键变量就是这三个，那新千年之后呢？从新千年到2011年这本书出版，大约10年时间里，同样有三个关键变量影响中美关系。

第一个关键变量是贸易问题。美国指责中国故意压低人民币汇率，让廉价的中国商品占领全球市场，挤压了美国企业的市场份额。但中国认为，维持贸易和汇率稳定，不只是一项经济政策，还涉及中国的政治稳定。对于这种分析，基辛格的评价是，美国从全球增长的需要出发看待经济问题，而中国考虑的是国内国际的政治影响。当美国敦促中国增加消费、减少出口时，它拿出的理由是经济原理；但对中国来说，出口缩小意味着失业人员大量增加，会产生严重的政治后果。可能你会说，人民币大幅升值也没有什么啊？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从长远来看，如果中国真的采纳了美国的那一套，中国将可能不再那么依赖出口，那和美国加强关系的动机也就降低了。

新千年后影响中美关系的第二和第三个关键变量，是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和朝鲜问题。前者的实质是防止核武器的扩散，后者的实质也与此相关，就是朝鲜半岛的无核化问题。很显然，这两个问题已经明显具有全球意义。

到这里，影响中美关系的关键变量，从基辛格的书中，总共概括出了6个，分别是朝鲜战争、台湾问题、冷战时期的苏联，以及中美贸易问题、防止核武器扩散问题和朝鲜半岛无核化。这6个关键变量中，无论是新千年之前还是之后，台湾问题都是影响中美关系的超级敏感变量。

当我们了解了这些关键变量之后，未来的中美关系怎么办？这是大家都关心的问题。基辛格是国际战略家，他所坚持的均势理论，均是平均的均，势是趋势的势，是现代西方国际关系的理论基础。基辛格给未来中美关系指出的方向，也和他所坚持的均势理论一脉相承。他说，中美关系不必也不应成为零和博弈，美国有责任维持自己的竞争力和世界角色，中国为了实现它心目中的国家命运，将继续发展经济，在亚洲以外的地区寻求广泛利益。中国和美国既合作又竞争，在许多方面共同发展。

那么具体怎么办呢？基辛格提出了两个创新性的解决方案：1、“共同进化”，2、走向“太平洋共同体”。

所谓的“共同进化”，说的是中美两国都注重国内必须做的事情，在可能的领域开展合作，调整关系，减少冲突，任何一方都不完全赞同对方的目标，也不假定利益完全一致，但双方都努力寻找和发展相互补充的利益。

实现“共同进化”需要处理好三个层面的关系。第一个层面是大国正常交往，中美已经建交，这一点已经实现。第二个层面是建立常态性危机的沟通机制，消除紧张状态背后的原因，这一类的机制也已经建立了不少。但第三个层面则需要远见卓识，那就是避免太平洋两岸的两个大国，像两个相互竞争的集团一样对待对方，具体来说，中国人担心美国企图遏制中国，美国人也担心中国试图把美国赶出亚洲。怎么办？基辛格说，解决这个问题，中美应走向“太平洋共同体”。

“太平洋共同体”这个想法是比照二战后西方国家建立的“大西洋共同体”的概念而来的。美国、中国和其他国家都属于这个地区，都参与这个地区的和平发展，走向太平洋共同体，意味着美国和中国成为共同事业的组成部分，共同的目标和对共同目标的阐释，将在一定程度上取代战略焦虑。日本、印尼、越南、印度和澳大利亚等其他主要国家也能参与这一体系的建设，这将被视为一个各国联合的体系，而不是一个划分为“中国”集团和“美国”集团的两极体系。

这就是围绕中美关系的未来，基辛格给出的解决方案。总结这一部分的讲述，影响中美关系的变量非常多，包括朝鲜战争、台湾问题、冷战时期的苏联，以及中美贸易问题、防止核武器扩散问题和朝鲜半岛无核化。有的问题直到今天仍然存在。未来，共同面临的全球性挑战，让中美存在着“共同进化”的可能，走向“太平洋共同体”，是避免双方冲突的可行方案。

第三部分

到这里，基辛格的《论中国》这本书，基本上就讲完了。这本书出版后，产生了非常复杂的影响。点赞的，比如史学家史景迁就认为，这本书是一本“混合动力车”，有历史、有回忆、有思考，有战略分析。当然也有批评的，比如《纽约时报》的书评就说，这本书表现出一个西方学者对中国特色毫不掩饰的认可。

实际上，《纽约时报》这个评价冤枉了基辛格，这本《论中国》是冷静和务实的。它首先尊重一个客观现实，那就是中国的崛起已不可阻挡，依靠鼓吹“中国威胁论”，说中国的崛起是对西方的威胁，或者说鼓吹“中国崩溃论”，认为中国模式难以为继必将走向崩溃，凭借这两种论调都不可能阻挡中国的发展。承认这个现实，在此基础上提出中美“共同进化”的概念，对整个人类社会的和平事业，这比单纯的“捧杀”或者“棒杀”更有实际意义。

但如果因此就完全被基辛格的论述所征服，也不是可取的态度。因为这本书中，也有基辛格自己的战略战术。这里包含了我们看待这本书和看待基辛格要注意的三个问题。

第一个是被基辛格刻意忽略的问题是，那就是国民党政府和美国的交往。基辛格在这本书中花了不小篇幅，从晚清讲到了当下的中国外交，但对美国与国民党政府的外交互动，一笔带过。这令人难以理解，因为国民党时期的中国不但是美国的同盟国，国民党政府还是美国政府鼎力支持的对象，包括在二战结束后，帮助运送国民党军队占领东北大城市。要知道，对基辛格来说，掌握这方面的资料，包括解密档案，根本就不是问题。

第二个是基辛格反复强化了俄罗斯带给中国的痛苦。在这本书中，基辛格用了巨大的篇幅来反复提醒中国，在你身边的俄罗斯，最早是俄国，后来是苏联，才是对你造成伤害最深的邻居之一。这种提醒从晚清时期俄国参与瓜分中国，写到战后中苏关系破裂，基辛格在这方面可没少花笔墨。当然，这一点也不难理解，基辛格毕竟是美国的政治家，在目前的中俄关系之间见缝插针，这种冲动一直都很强烈。

第三，是关于基辛格。我也希望你能理解，基辛格虽然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但美国才是他服务的对象。2018年4月，中兴通讯的事件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中关村的才女梁宁，写了一篇长文，《一段关于国产芯片和操作系统的往事》，文中提到一个细节，国产方舟 CPU 做完后，北京市政府办公软件选型，把微软踢出了局，这事情轰动了 IT 界。后来有个人给当时的北京市长写信，为微软说情，向中方施压。这个人就是基辛格。

另外，我还想补充说的是，基辛格出版这本书的时候，美国还是民主党的奥巴马政府，他显然没有料到，6年后上台的特朗普政府，对于美中关系的很多方面，采取了和前几任总统完全不同的政策。比如恶意踩中美关系的红线，和台湾的蔡英文打了一通电话，并在国会通过台湾旅行法案，这些行动是对美国“一个中国”政策的颠覆性挑战。而特朗普发起的美中贸易战，志在挑起经贸对抗，这也和基辛格的谆谆劝告南辕北辙。

总结

有关基辛格的这本《论中国》，我想告诉你的内容，就都说完了。我总结一下我的讲述。

《论中国》是基辛格涉足中美外交40年来出版的第一本中国问题专著。这本书提出了一套新的论述，把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中国的外交战略连接起来，认为中国的国际战略和外交观念与西方存在根本差别，中国眼中的世界秩序观念有中心有边缘，地缘政治是中国的首要关切，中国的战略哲学实际上形成了一种新的战略“威慑”，这一点和西方推崇的“核威慑”完全不同。

中国的战术谋略相当灵活，政治和外交家在维护国家安全时，可以灵活使用各种手段。在分析影响中美关系的关键变量时，先后有六个变量，包括朝鲜战争、台湾问题、冷战时期的苏联，以及中美贸易问题、防止核武器扩散问题和朝鲜半岛无核化问题，对双边关系影响重大。

新千年后，中美关系发生改变，共同的挑战要求双方必须在很多领域进行合作。面对未来，基辛格提出，中美关系的恰当标签应该是“共同进化”，两国应当超越对抗思维，走向“太平洋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