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的两张面孔：法国民族主义起源

当我们追问什么是“真正的”，往往带有原教旨主义的色彩，也就是认为当前对某一概念的认知产生了异化，所以需要追本溯源、澄清误解，所以为了解答这个问题，本篇回答不讨论政治，只探寻历史，不去讨论什么样的民族主义才是“真正”的民族主义或是“好”的民族主义，只希望以法国为例，追根溯源的梳理第一场民族主义运动是怎样发生的。

一、民族主义相关的理论前提

在开始之前，我们首先要说明一下与民族主义有关的三个理论前提，作为下文讨论的基础：第一，民族主义（nationalism）乃至民族（nation）本身都是近代建构的产物。目前为止的民族理论大体可以分为两个类型，传统的客观实体论认为民族是具有相同客观特征的群体，比如相同的语言、文化、体质，因此在他们看来民族是“真实”、“自然”的实体，然而20世纪70年代后，主观认同论成为民族学的主流，这种观点认为，构成一个民族的核心是主观上具有相同的认同，即相信我们是同一类人，而支撑起这一类认同的，是一系列政治工程，包括政治象征物的构建、共同祖先的想象、民族历史的溯源、风俗文化和民族特性的描述，因此从本质上来说，民族是“想象”、“建构”的产物，也就是著名的“想象的共同体”理论，而第一个以政治工程的形式创造现代意义上民族国家的，正是大革命时期的法国。

第二，民族与前民族的划分。现代意义的民族虽然是政治建构的产物，但是他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前民族正是民族塑造运动的基础，如果说民族是一种政治共同体，那么前民族则可以被视为一种文化结合体，他和现代民族存在内外两个重要的区别，第一，就外部关系而言，由于现代民族的政治性，他的外部边界更加清晰，比如国籍和公民权就是区分不同民族国家的标尺，而前民族的构成以文化为基础，这导致他的边界是模糊的，从这个角度而言，现代民族是绝对的，而前民族则是相对的，比如中国古代“以夷入夏”的理论，也是因此，前民族往往不具有强烈的他者意识，比如元亡之际有大量汉人士大夫为其殉国，这说明在中国古代王朝认同比民族认同更为重要。第二，就内部关系而言，现代民族具有更强的同质性。从广义上来说，法国的各个区域都是法国文化的一部分，但是他们往往操着不同的方言，直到大革命时期，革命者们才试图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统一的法语，实现法兰西语言的同质性。从本质上而言，民族与前民族的区别正是在于政治力量的塑造作用。

此外需要补充的是，基于不同的视角对于前民族和民族的说法有所区别，比如基于人类学的视角，学者们将前民族称为“族群”，与现代意义的民族对举，而在政治学的视角上，清末民初有一种翻译将现代意义的民族称为“国族”，而将前民族称为“民族”，在我看来这种翻译最能反映出现代民族国家政治性的一面，但是由于当前普遍认同民族国家、民族主义的说法，所以以下我还是会尽可能使用族群和民族的用法。最后需要解释的是，作为观念的民族是早于作为实体的民族出现的，前者在17世纪就成为法国人的普遍观念，但是真正的民族国家直到大革命时期才真正出现，毋宁于说法国人正是基于对民族的向往要求改革，但是当他们真正掌权之后才发现民族并不存在，需要他们创造，这也侧面说明民族是被建构的产物。

第三，民族主义的国民性。清末民初曾有人主张将nationalism翻译为国民主义，今日来看民族和国民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但是实际上这种译法正是掌握了民族主义的精髓。民族主义一方面通过与外部他者的区分，强化了边界意识，另一方面也通过对内部的同质化运动，将此前国王的臣民提升为共和国的公民、国民，“炎黄子孙”的观念早在先秦时期便已存在，但是那时指代的是各个诸侯国的王侯将相，然而到了清末民初，“炎黄子孙”所代表的是全体中国人，正是这种将全体民众视为国民的观念，才能在最大程度上扩大民族国家的动员力。

二、法国民族观念的形成

法兰西认同的变化可以被描述为三个阶段：宗教认同、王朝认同和民族认同，每一种认同都是在前者的体制中成长起来并最终完成弑父，具体而言，法国的民族观念产生于绝对君主制下的集权政策，最为重要的是路易十三和路易十四时期，此时民族依附于国王，然而在路易十四晚期，民族观念开始成为一个独立的概念，甚至成为反抗国王的合法性来源，最终在大革命前夕取代国王成为新的认同与效忠对象。

法兰西认同大体形成于十三世纪，表现为对宗教的虔诚，《法兰西大编年史》中强调：“信仰基督教的民族很多，但首推法兰西，法兰西人是纯粹的天主教徒。”而国王则成为了法兰西宗教虔诚的代表，他们将“最虔诚的基督教国王”的称号据为己有，过去这一称号由教廷决定授予。格林菲尔德甚至认为英法百年战争也是一场宗教冲突，而非民族冲突，贞德与其他民众的爱国情感有所区别本质上是由于贞德是更为虔诚的天主教徒。总体而言此时法国的政治和宗教是混在一起的，为国王服务就等于对基督教的虔诚，这种爱国情感只是对基督教虔诚的延伸。

然而这种诞生于宗教虔诚的爱国感情最终战胜了宗教本身。作为“最虔诚的基督教国王”，以腓力四世为代表的法兰西国王要求在宗教和世俗领域免受教皇和帝国的干预，他们一方面在世俗层面强调法兰西国王“是自己王国内的皇帝”，比如萨利克法典解释认为法国从天主教之前就是按照自己的立法存在，另一方面从宗教方面认为法兰西人是比教皇更好的天主教徒，法兰西是一个独立的教会。

16世纪，作为教会的长女的法国国王与教会的纽带进一步松弛，弗朗索瓦一世和亨利二世面对的军事与经济危机促进他们加快了行政组织改革，法国长期以来的中央集权化在此时被进一步加速了。专职的官员取代了贵族，大规模的卖官鬻爵导致了新贵族的涌入，接连的幼主继位加剧了君主制的危机，最终阶层的对立演化为一场宗教战争，而最终的胜利者亨利四世皈依了天主教，但是在他演说中，人们在宗教之外，看到了更多世俗层面的因素：“以所有人的名义，我请求我主国王赐予和平，为我，也为所有的法兰西人和法国。……我希望信徒们能和平的居住在我的王国……不是因为他们是有信仰的人，而是因为他们是我和法国王室忠诚的仆人……我们都是法兰西人，都是同一国家的同胞。”在这里，国王战胜了上帝。

宗教战争带来的一个重要变化是君权神授观念的演变，13世纪时国王将自己的权威直接与上帝进行联系，而16世纪的君权神授理论不再特指天主教的上帝，而是抽象的最高存在，这是法国去天主教的根本一步，也是其世俗化最重要的一步。借由这种转换，国王从“上帝的代理人”变为“上帝在尘世的化身”，弑父的过程在意识形态层面也开始实现，法兰西的认同由此进入王朝认同阶段。

所谓的王朝认同，是指法国人此时对于法兰西的认同实质上等同于对国王的效忠，在黎塞留时期，这一认同形式迅速发展，他提拔了众多与他一样出身低微但野心勃勃的人，路易十三本人也同意，对他们的攻击就是对国王的攻击，而作为中央权威代表的总督更是成为了绝对君主制的象征，从此臣民不是依据上帝的旨意跟从国王，而是将国王当成上帝，对国王的忠诚取代了对宗教的虔诚成为法兰西认同的核心。路易十三去世后的投石党运动成为贵族们对绝对君主制最后一次反击，但是在路易十四的时代，绝对君主制走向了巅峰。

绝对君主制的兴起要求打破传统封建制下割裂的形势，于是臣服于国王的统一国家概念开始形成。黎塞留创建了第一所面向全国的法语学校，尽管他只招收贵族，1663年，在那位太阳王的无上统治下，法国绘制了第一幅总体地图，全国性的经济、地理普查工作也开始展开，正是这些绝对君主制下的举措使法国人产生了对国家的认识，他与国王交织在一起，有时他也指代政府、领土和人民，但国王仍然是他的根本，黎塞留将二者一并作为效忠的对象，这一创举最终毁掉了绝对君主制。

当国家作为一个政治实体出现在人们的意识中之后，他就逐渐拥有了自己的位置，并最终完成了对国王的弑父，正如国王曾对上帝做的那样。在投石党运动时期，克洛德·若利在《设立国王的准则》一书中就认为国家不是政府机构，而是国王统治下的共同体。而国家和国王更为广泛的分离发生于路易十四后期，一本名为《受到奴役、渴望自由的法兰西的叹息》的小册子中写道：“暴君的统治，在对臣民的要求和对普遍利益的忽视方面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作者讽刺的写道，“国王就是一切，国家什么也不是……那些可怕的税收不是为了国家的利益征收的，因为不再有国家了。”

对于国家的不同解读集中体现对国家英雄的纪念中，虽然路易十四和他的支持者坚持认为国王就是祖国，但是在民间则流传着另一种不同的叙事，在官方的伟人传记中，绝大多数是政治家、军人和高级教士，并且超过一半以上都来自于绝对君主制的16、17世纪，然而雷斯托在1771年创作的《法国画廊》中仅包括12位国王、政治家，其余26位则分别包括医生、律师、小说家、建筑师，对国家英雄更为广阔的理解，预示着国家正在与国王和绝对君主制分道扬镳。

为了与传统的王朝认同相区分，“国家”拥有了一个全新的名字：“民族”。1700-1710年之间，民族一词在文学上被使用了45次，之后的十年为106次，而到了1750-1760年为990次；人民一词在1700-1710年使用了376次，接下来的十年为1782次，1760年后更加频繁，祖国一词则从34次到279次，1750-1760年为462次，1760-1770年为806次。法国人不再将自己认知为天主教徒、臣民，而是社会、公众、民族或祖国的一员。

对英国的仇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民族观念的形成，在英法七年战争中，法王发动了强大的宣传攻势，并且其针对的对象不仅是英王，而是整个英格兰民族。他们将英国描绘为“秃鹫”，一个“奸诈的民族”，甚至是一群被排除欧洲文明之外的“野蛮人”。这与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时期产生了鲜明的对比，彼时法国指责“奥地利王室”和“皇帝”的恶行，而非奥地利人的恶行，从这个而角度而言，七年战争成为了两个民族的战争，法国人开始习惯于将自己视为一个民族。

“民族”概念不仅成了全体法国人的共识，他本身也成了对抗暴君的合法性来源。高等法院在与国王的斗争中反复强调自己是“民族的代表”，并且认为“民族与国王一同分享权威，而非分享国王的权威。”有趣的是，国王并没有禁止这种宣传，而是主动加入了这场“小册子”战争，他们强调自己身上具有两个契约，一个是与上帝的契约，一个是与民族的契约，因此证明自身统治的合法性，这说明即使是国王也不得不认可民族的重要性。

需要强调的是，在1750年之前，“民族”对“国王”的反抗主要集中于封建传统领域，即贵族对国王的权力制衡，要求国王遵守法律，而到了1750年之后，尤其是1771年路易十五和莫普强行解散高等法院之后，“民族”一词更加直接的指向了政府体制的变革，高等法院自称为爱国者党，爱国在1765-1769和1770-1774之间增加了四倍，社会契约取代法律和传统，成为民族重建的理论基础。此时流传着这样一种历史叙事：在古典时代，法国曾拥有古老的自由，但是堕落的法兰克贵族腐化了他，因此现在是时候摧毁旧制度，实现民族的新生。

最终，在1789年的夏天，西哀耶斯在不朽的《第三等级是什么》中宣称第三等级是民族真正的代表，并将三级会议改为国民议会，宣称“一切权威属于民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的名字不是“革命者”，而是“爱国英雄”，国民卫队、国家军队、国民议会、国民教育、国债纷纷出现，而在三年后，公民卡佩上了断头台。

民族概念来自于英国，但当他被移植到一个富有本土传统的躯体时，民族的含义又发生了独特的转向，这就是法国绝对君主制下的普世主义倾向与共同体意识。百科全书中认为：“我们可以把国家看做一个有道德的人，国王是他的头，公民是他的四肢。”在这个概念中国家是一个自治的集体存在物，拥有独立的意志，高于个人的意志，个人只是其中的细胞。法国人将其物化、神化，认为是一个具有独立意志的实在物，因此不必在意单个成员的意愿，他们只是共同体中的偶然因素。这与绝对君主制时期的认识如出一辙，黎塞留认为“人民不足以成为言和的理由”，他的同僚认为：“一年的和平就能恢复一切，但国王在这些战争中获得的好处却是永恒的。”即使是国王的反对者也认为民族的反抗权属于共同体，更具体而言就是作为民族的高等法院，个人的反抗只会导致无政府状态。

如果说英格兰的民族是由理性人自愿结合而成的联合体，那么在法国，民族本身就是一个先验、抽象、独立的共同体。在英格兰，民族是对某个故事的事后定性，而在法兰西，民族在故事开始前就已经存在了，在英格兰，构成他的那些个体的自由使民族得到了自由，在法兰西，民族的自由使个人获得了自由，在英格兰，理性的个人是权威的来源，个人将权威委托给代表，因此授予民族权力，而在法兰西，权威来自于民族，他将权利授予了个人，从这个角度而言，法国的民族走向神圣化似乎是理所当然的，1793年丧命只是一个人，但是他整体、抽象的性质，主权的不可分割性则被转移给了民族，民族成了新的国王。

因此，民族这个概念最为集中的展现了大革命的潜在结构：他的精神内涵是来自英国的启蒙价值，但是他的框架却是旧制度下的普世主义思维模式，二者的结合预设了大革命的激进走向。这种思潮集中展现在旧制度末期的公共舆论中，18世纪中期，法国形成了以沙龙、俱乐部、咖啡馆为代表的舆论空间，他们也成为雅各宾俱乐部的前身，在这种俱乐部中，受过教育的精英阶层通过演说传达启蒙精神的价值：自由、平等、宪政、理性、法治，憧憬着一个由这些价值组成的新世界与新的共同体，他们相信国家和民族将被重塑，人与人之间将真诚而透明，在法国，辩论让位于演说、差异让位于共识、妥协让位于理想。正是在这种普世主义与理想主义的氛围中，大革命走向了激进。

从这个角度而言，大革命的起源和民族主义的起源几乎是同一件事，他们都涉及到启蒙带来的新观念、宗教的祛魅、绝对君主制的兴起与腐化、公共舆论场所的形成，“民族”成为了一种新的观念载体，他与国王相对，与旧制度相对，事实上与最常“民族”连用的词就是“重生”，在恢复古制的旗号下，“民族”作为一个观念载体，传递了新的价值，塑造了新的社会。也正是因此，革命者对于民族的塑造工作实际上与大革命对新社会的塑造是同步的。

三、大革命时期民族主义对法国的塑造

当革命者真正走到台前之后才发现：根本没有一个统一的法兰西民族。每一个地区都有自己的方言，都有自己的习俗，甚至还留存着封建时代的不同特权。对于法国国王而言，没有任何必要整齐臣民的风俗，只要他们对他效忠，并缴纳赋税就好了，虽然黎塞留设置了法语学校，但是他的对象仅限于贵族，旧制度下的统治者们从未想象过一个同质的法兰西民族，然而这样的图景对于志在革新社会的革命者而言，却是难以接受的。

面对区域多样性如此明显的法国，革命者开始了一项前无古人的政治工程：制造一个统一的民族，并在此过程中传达革命的理念，塑造革命的新人。最为典型的是拉博关于国民教育的提案：“我们必须更新当前一代人，同时塑造下一代人……我们必须使法兰西民族成为新人……因此，我们需要用一种快速、有效且持续的转变方式，把这种理念传递给全体法国人。”

对民族的塑造工作首先表现在风俗的统一，其中语言又是至关重要的问题，革命者对于统一语言的任务其实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在1789-1792年时革命者采取了相对保守的策略，他们选择将革命的文献与法令翻译为当地的方言，以此对广大农村地区进行讲授，此时的革命者延续了启蒙时代的主张，认为风俗是气候、政体、历史的产物，因此应当尽可能因地制宜的推行革命主张，但是随着雅各宾派掌握政权，1793开始制造民族的工程骤然提速了，对于他们而言，气候、政体、历史已经不再是自然的原因，而是塑造一个民族必须要克服的障碍。

清除方言运动最重要的推动者是格雷格尔神父，作为一名教士，他曾在旧制度时期在洛林以方言布道，之后又在阿尔萨斯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或许正是基于这样的经历，他坚定的认为农村地区对革命的抵抗是因为农民们不懂法语，于是他将设立标准法语学校的计划从布列塔尼、阿尔萨斯、巴斯克、科西嘉四个边缘地区扩展到整个农村地区，他坚持认为在革命法令被翻译为方言时一定会造成曲解，想让所有人理解革命，前提首先是所有人都能理解标准化的法语。

相比于文化层面的塑造，大革命对于法兰西民族的塑造，更重要的是对于革命价值的认同，而这主要依赖于革命者的政治实践，用林亨特的话来说：“塑造大革命的不是《人权宣言》，而是革命者的演说。”革命者将自己称为捍卫自由的“兄弟”，而不是法兰西的自由之“子”；古罗马的英雄传说在巴黎剧院上演；“公民”代替了“先生”，种植自由树、佩戴三色帽徽都在传递一种政治理念，而对于7月14日、8月10日的纪念，则是唤起一种情感上的记忆，他们在1794年废除了殖民地的奴隶制，在热月党时期宣布宗教属于私人事务的范畴，与国家事务分离，正是通过这样的政治实践，革命者塑造了新的社会，创造了革命的新人。

在大革命结束时，阿尔萨斯仍然说着德语，但是对于革命的认同却已经深入人心，《马赛曲》的作者鲁热德利尔来自阿尔萨斯，而把它传遍整个法国的则是说着方言的马赛人，与流亡者不断离开同时发生的，是越来越多认同大革命的外国人聚集到巴黎并获得法国公民权，到第一帝国末期，参议院中有三分之一来自于1789年法国版图以外的地方，这不仅是军事上的成功，更是政治理念上的成功。从这个角度而言，大革命——作为民族主义的起源和第一次民族塑造运动——在本质上是普世性的，他并未以语言、习俗、文化的不同而为法兰西民族设定边界和壁垒，他相信新的法国属于所有拥护革命的新人，他不只是一次文化同化运动，更是一次属于全体国民的政治现代化工程。

那么这是不是说明民族主义在一开始是一场伟大的工程，而他之后带来的争端正是传播过程中的异化呢？即使作为大革命的支持者，这样的说法我也难以认可，实际上即使在大革命时期，民族主义已经展现出他对他者的敌视。关于大革命有很多神话，其中一种就是关于革命战争的神话，对于革命时期的战争存在这样两种叙事：革命的法国遭到了欧洲列强的围攻、通过战争法国传播了革命价值，但是实际上这两种叙事都是值得商榷的。

首先，革命战争不是封建势力打击的结果，而是法国主动发起的，布里索相信，“战争能让民族获得新生”。罗伯斯庇尔则是最为积极的反对者，在他看来，如果战争失败，革命事业将会被推翻，如果战争成功，将会出现军人独裁——只不过那时，他担心的是拉法耶特。其次，革命战争在其他国家带来了严重的破坏和抵抗，现在很多学者认为，比利时的民族主义正是在反抗法国侵略的过程中形成的，所谓传播革命价值，更多只是客观上的结果。如果说在民族主义兴起的对外战争中，法国人真的表现出类似于“传播革命”这样的普世主义倾向的话，那么更准确的说法可能是，“法国将成为新世界的引领者”。

法兰西，这个流浪的灵魂，走过了一个个家园：从上帝的神庙到国王的身体和国家，然后又到了民族的家园。在他转变的过程中，旧的特性仍然存在，这可被理解为一种弑父的过程，伟大的民族成了最虔诚国王的新化身，他也像后者一样，用火与剑传播民族的福音：自由和平等。圣战的民族，取代了圣战的国王。

四、结语

综上所述，作为法国民族主义基础的“民族观念”，实际上是英国启蒙价值与法国本土普世主义思维结构结合的产物，他与大革命本身即为一体两面，民族主义的起源正是大革命的起源，也正是因此法国的民族主义在一开始就带有了两重面孔：一方面，他是塑造新社会、锻造革命新人的重要途径，另一方面，他也是排斥他者，掀起战争开端的源头，这两种民族主义无所谓何种才是真正的民族主义，因为二者本身就是难以划分的，唯一的区别只是在不同的环境中，哪一种民族主义被更为着重的强调。

不只是法国，事实上几乎所有国家的民族主义一开始都同时具有这两种面貌，这是随着外部条件的变化而有所区别，比如在清末民初，当革命党站在汉民族主义的立场要求“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时，实际上既包括了排满的激进情绪也包括了摧毁封建皇权的政治目标，而在民国建立之后，五族共和的主张说明建立共和国的政治价值压倒了民族情绪，而在抗日战争时期，民族主义则成为了救亡图存的理论基础。

从这个角度来说，探讨“什么是真正的民族主义”本身是没有意义的，真正重要的问题在于“我们需要怎样的民族主义”，究竟谁才是我们的敌人呢，是路易十六，还是海那边的盎撒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