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第一清官石瑛

石瑛是抗战前的南京市市长，他一生特立独行、廉洁奉公、为民请命、力抗权贵，做了许多不合世俗人情的事情。石瑛出身于世代读书人家，年前时刻苦于传统国学，梦想着依学问登堂入室。但让人颇感意外的是，1904年，已满25岁、并已中了举人的石瑛突然放弃了中国传统读书人孜孜以求的功名之路，一步迈出国门留学英法。十余年间先学军事，后学铁道交通，再学采矿。归国后先是任教于北京大学，后就职于龙华兵工厂，从事着教育和实业救国。1928年石瑛受邀出任湖北省建设厅厅长，又开始了为官之路。初入官场的他“衣履朴素，步行街市，不识者均认为是乡下佬”，被人们看作官场一怪。

石瑛（１８７８—１９４３），字衡青，湖北阳新人。早年留学欧洲，先后在比利时、法国和英国留学，结识孙中山，并协助成立欧洲同盟会组织。辛亥革命后回国，在南京临时政府总办禁烟事宜，当选众议院议员。１９２２年任北大教授，１９３２年任南京市市长。抗战时回湖北任建设厅厅长等职，并创办棉麻纺织合作社。
１９３３年１２月，国民政府举行会议，主席林森以纪念孙中山逝世１０周年为由，提议扩建总理陵园，建筑亭台楼阁，要南京市政府规划用地。与会者大多赞同，而石瑛提出：纪念总理，虽是党国大事，但扩大陵园，就要拆迁界内百姓，叫他们到哪里居住谋生？总理一生提倡民生主义，我等是总理信徒，应按总理意志办事，绝不可扰民。再说，扩建陵园，也会影响国防、市政开支，总理九泉有知，也绝不会同意此举。此案通过后，石瑛愤而辞职。正在西南的蒋介石得知，立即致电挽留，并停止林森提案。

　　石瑛任南京市市长期间，正是日本加紧侵华之时，他对政府的媚日态度十分不满。在一次中央会议上，行政院长汪精卫说：对日外交的根本方针应携手共同发展，中日冲突惟以和平方法解决。石瑛听了汪的谬论，大为光火，他拍案而起，大声质问汪精卫：东北三省已沦入日本之手三年有余，南京街头流亡的东北父老你为何视而不见？热河长城口已被日军占领，驻天津的日军正加紧演习巷战，难道你不知道？这一切是所谓和平方法能解决的吗？
　　１９３５年初，日本侵华战争一触即发，石瑛与汪精卫的斗争也达到高潮。３月，日本将派《朝日新闻》访问团飞来南京，１９日汪精卫从上海赶回南京，亲自布置迎接。他打电话给石瑛，要他第二天下午２点，率市府科长以上职员，全体到机场迎接日本贵宾。石瑛在电话里正气凛然地回答：我的科长决不迎接敌人！说完挂断电话，严肃地向秘书指示：明天下午，全体市府职员放假半天！
　　石瑛在南京任内，布衣粗食，安贫如素，乘车坐三等，乘船坐统舱，不拿公家一针一线，不与贪官同流合污，被誉为“民国第一清官”。
除廉洁之外，石瑛的为官之道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方面，即利用一切机会尝试着让达官贵人们养成守法的习惯。廉洁是公务员法对为官者的最基本要求，只是因为中国官场里贪官或不廉洁的官员太多，才彰显了石瑛清廉的独特，每每被人提起。
1932年，已辞官在武汉大学工学院任教的石瑛又有机会出任了南京市长。南京是国民政府的首都，是个达官贵人集中和万众瞩目的地方，做市长必须格外小心谨慎。但要说干好，也非常简单，如弄点装饰门面的事，哄得大大小小的官员们高兴，就可以前途无量。但谁知石瑛却一反常态，不以开拓马路整肃市容为己任，而是千方百计地尝试着如何让那些达官贵人们养成守法的习惯，改变他们忽略或不屑国家法律、各种规章制度的习性。比如，石瑛任职后明确强调建筑规划、税收、地籍等各项要政必须依准定则而行，任何人不得违背。推行之初怨言漫天，但久而久之，少有人再敢公然违犯。再比如当时的南京，达官贵人们多以小车接送子女上下学，这些车并非都是需要纳税人供养的公车，相当数量的车是贵人们的私家车。石瑛认为这种做法既不利于儿童平等心理之形成，也与儿童应刻苦向上的教育宗旨相违背。何况在一个纳税人多以公交车代步的年代，达官贵人岂可只顾自己及家人享受，因而下令禁止用小车接送子女上下学。对于这样的规定，一些达官贵人们并不以为然，仍然故我。固执的石瑛又派警察守在学校门口查察，弄得违规者极为难堪。如此坚持了一段时间之后，情况总算有了较大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