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的南京临时政府虽然成立，北方的清政权尚未消灭，且具有一定的实力。东三省、河南、河北、山东尚未光复，北方革命党人酝酿的武装起义亦被镇压、瓦解。

2月12日，隆裕太后以宣统帝的名义颁布退位诏书，次日由袁世凯宣示中外。至此，统治中国260余年的清王朝覆亡，在中国延续2000多年的封建王朝专制政体形式亦从此结束。一种世界流行的民主共和政体模式，开始在中国得到举国接受。

2月13日，清帝下诏退位后，孙中山根据南方13省代表会议决议及南北议和的协定，当天就发表声明，实践自己“让位”的诺言。并向参议院推荐袁世凯当选之大总统。

3月10日，袁世凯正式在北京举行就任临时大总统仪式。

11日，孙中山公布《临时约法》，接着袁世凯任命唐绍仪为首的责任内阁，掌握和控制了内阁的主要部门。

他要黄兴担任陆军总长，段祺瑞任参谋长，黄坚辞不受，最后改任南京留守，负责裁撤整理南京及南方各省地方部队。

4月1日孙中山宣布解职，4月2日，临时政府迁北京。负责裁撤整理南方军队的黄兴，因袁世凯故意刁难不给经费，“黄兴独立支持，心力交瘁，故于军队整理大致就绪后，即迭请辞职”，6月4日获得批准“正式交卸留守职务”。

从国家说，辛亥革命推翻了专制王朝，建立了民国，它胜利了。从政党说，同盟会执政3个月就失去了政权，成了“在野党”，它失败了。

1、同盟会的改组

武昌起义胜利后、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前，同盟会内已经开始出现组织涣散的倾向。

武昌起义后，同盟会总部由东京迁至上海，设事务所于莘家花园。针对党内出现的消极倾向和组织涣散状态，总部曾于12月26日、30日两次召开会议，讨论修改同盟会章程及进行组织整顿的问题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同盟会散漫无纪的现象有增无减。

而孙中山的主要精力，集中在应付南京临时政府的各种矛盾和困难方面，已无力顾及同盟会的内部问题。在同盟会其他领导人的心目中，反满革命的任务已经完成，下一步就是效仿欧美式的民主共和，实行政党政治。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同盟会开始酝酿由秘密的革命党改组为公开的政党。当时其他各种政党已纷纷成立。

1912年1月13日，同盟会总部由上海迁到南京。22日在本部召开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各省同盟会在宁代表，胡汉民代表孙中山参加会议。会议经过激烈的辩论，最后作出了改组的决定。

1912年3月3日，同盟会在南京总部召开全体大会，通过了新《总章》，并选举孙中山为总理，黄兴、黎元洪为协理。

正式宣布同盟会改组为政党，由秘密转为公开。

新的《总章》共6章34条。

《总章》规定：同盟会“以巩固中华民国，实行民生主义为宗旨”。

具体政纲是：

完成行政统一，促进地方自治；实行种族同化；采用国家社会政策；普及义务教育；主张男女平权；励行征兵制度；整理财政，厘定税制；力谋国际平等；注重移民垦殖事业。

同盟会的这个新政纲与原来的宗旨相比，有所变动。为适应新政权的要求，内容包含了政府所应考虑的所有政治体制、经济建设、边疆建设、外交等诸多方面的重要原则和方针，指明了未来民国的建设方向。

可是它有两大弱点。

一是新政纲放弃了民族、民权两大主义，认为二者均已实现，表现了政治上的幼稚。

二是对于新党员的加入，标准极宽，无所限制，新党章第五条规定：“凡中国人已经成年，具普通知识，赞同本会宗旨，由会员二人以上之介绍，经评议部认可者，得为本会会员。”

这时的同盟会，在一般人看来，已是革命成功的党，内而临时政府，外而各省的要员，大都是同盟会的会员担任，于是热心革命者固然参加，而慕势争权者尤欲捷足先登。

同盟会的组织迅速发展，“不数月间，而会员增至十数万人，支部遍于十八行省”。党员数量剧增，但成分复杂，凝聚力和战斗力日趋减弱。

4月25日，随着南京临时政府的北迁，同盟会总部亦迁往北京。

同盟会的涣散和战斗力的减弱与孙中山认识上不重视党的建设有关。

1912年建立临时政府以后，孙中山的地位发生变化，他以临时大总统的身份，忙于处理政事，心力交瘁，不再过问党内之事。而且，他有一个想法，那就是，“自己已执政权，倘又立即组织同盟会，岂不是全国俱系同盟会？”

这就容易给人一党专制的嫌疑。本来立宪党人已经在攻击同盟会家天下，如果过问党中之事，岂不是让别人说个正着？

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以后，又认为，政治上革命已如愿以偿，后当竭力从事于社会上革命，社会革命比较政治革命更为重大。

从此，他一心一意推行民生主义。尤其是铁路建设，无论走到哪里，他都主要围绕铁路建设发表演讲或谈话。

据不完全统计，从1912年4月至年底，孙中山在北京、上海、武汉、广州、福州、石家庄、太原、天津、济南等地发表的以民生主义为主要内容的演讲及谈话就多达38次之多，占全部演讲和谈话的1/3以上。

2、政党林立的民国初年

民国初年，国体变更，政权更替，社会上各阶级阶层，都利用辛亥革命在客观上造成的民主空气，争先恐后，纷纷组织公开的政党或政治团体。

从1912年2月至10月，仅在民政部立案的党派就有85个，未立案及稍后立案的更多。

至1913年底，仅政治类的党团即达312个。这些党团大都挂着“民国”、“共和”的招牌，四处活动，发展组织，在政治上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角逐，形成民国初年特有的政党林立、斗争复杂的“政党政治”现象。

1913年底前，所有这些政党除同盟会外，大致分为五种类型：

第一种是同盟会中分裂出来的原革命党人发起组织的。

如中华民国联合会、民社、中华民国自由党、中华民国工党等。

中华民国联合会，是由章太炎和原立宪派江苏都督程德全，于1912年1月3日在上海联合发起的，以“新共和国家统一主义”为指导思想，发表十条政纲，其中有些内容是积极的，但其主要矛头是针对南京临时政府及同盟会，“抵制同盟会一党之私见”。

3月又改名为统一党，它的宗旨是以统一主义为指导思想，主张建立“中国型”共和国，反对搬用美国的联邦制共和国，强调限制总统的权力，实行责任制内阁，反对实行同盟会的“社会主义”民生政策，主张在保留现行财产所有制的基础上改良社会。

“民社”是“中华民国国民社会党”的简称，1912年1月20日由孙武和刘成禺在上海合作发起组织，列名发起人有黎元洪、孙武、蓝天蔚、谭延闿、王正廷、朱瑞、张振武、刘成禺、孙发绪等。

吴敬恒被推为总于事，何文为秘书，刘成禺、汪彭年为骨干。曾发表《民社规约》等文件，表示奉卢梭《民约论》为其根本主义。后来，孙武等人又在汉口成立民社分社，广泛发展社员。

他们有的是武昌起义的首义之臣，有的是旧官僚政客。他们曾希望挤进南京临时政府当总长，但又都没有成功，故而对南京政府与孙中山有强烈的对立情绪。

民社口头上标榜“目的在图共和政体健全之发展”，而实际上“反孙倒黄、捧黎拥袁”。

在上海出版发行《民声日报》为机关报。在建都问题上，民社首先反对建都南京，被认为是袁世凯在湖北的代言人。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临时参议院移北京，民社即与统一党等联合组成共和党，与同盟会对抗。其他还有中华民国自由党、中华民国工党等。

第二种是由原来的立宪党人的组织演化而来的。

清末宪政活动中出现的宪友会和宪政实进会，由于辛亥革命改元，钦定的贵族议员自然烟消云散。而地方议员暂时偃旗息鼓，经过一段观望后，随着民初政党政治之风突起，他们很快变化形式，重新活跃起来，成立了一系列的小组织。

如由原湖北省咨议局局长汤化龙与福建省咨议局代表林长民等组织成立的“共和建设讨论会”；由原立宪党人孙洪伊组织成立的“共和统一党”；由立宪派籍忠寅、周大烈等创立的“国民协进会”等。

第三种是由地方绅士发起组织的。

如中华民国公民急进会，1912年3月由周福鹏、徐扫干、罗鸣举等十余绅士在上海发起，设本部于上海宝善街祥麟里，各地支部随时设立。

以“养正锄非，化私就公，拥护民权，发展民意，晓导全国人民，能尽公民天职，巩固政府造成完美共和政治”为宗旨。

入党者缴纳党费2元，每年纳经常费4元，分4季缴纳。推举沈剑侯为掌理。

主要活动计划是：

刊行日报，以为发挥言论之机关；宣讲共和旨趣，以为普及民智之助力；编辑当务应用书籍，以为各种教科之准备；分地建设小学，以为培植公民之张本。但该党未能实现自己的活动计划。

第四种情况是新成立的各个小党。

在政治斗争过程中，观念比较接近，为了壮大声势，最后合并、重建了几个规模较大的党。

共和党。

1912年3月1日章太炎将中华民国联合会改名为统一党。5月9日统一党又和国民协进会、民社、国民公会以及1912年2月潘昌煦、朱寿朋等成立的国民党联合，在上海召开成立大会，定名为共和党。

该党成员大多数为立宪派、旧官僚、旧军官及同盟会中分化出来的失意分子。他们竭力反对孙中山，支持袁世凯，对抗同盟会，成为与同盟会对立的第一大党。他们以“国权党”自诩，称同盟会为“民权党”，甚至诬为“暴民党”。

统一共和党。

由“共和统一会”、“国民共进会”、“政治谈话会”三个组织合并而成。总干事为蔡锷、王芝祥。主张建立一个“绝对统一”、“完全共和”的中华民国。1912年2月底由共和统一会的景耀月负责，召集三党在上海会商。初步达成合并建立“统一共和党”的协议。

4月11日统一共和党在南京正式召开成立大会，宣称“以巩固全国统一、建设完美共和政治，循世界之趋势，发展国力、力图进步为宗旨”。

成员为同盟会会员及立宪派成员，且大都为政界要员。因此，活动经费非常充裕。如蔡锷，一次即拨款10万元作为该党的活动经费。

他们以第三党自居，调和于同盟会和共和党之间，支部遍及10余省，党员达数万人。

民主党。

主要由“共和建设讨论会”、“国民协会”为主干，联合靳云鹏的“共和统一会”、广东的“民国新政社”、浙江的“共和促进会”、“共和俱进会”等团体联合组成，于1912年10月27日召开成立大会，选举汤化龙为总干事。

其成员皆为前清咨议局成员，“全以政见结合”，自信“团体之坚固则十倍于他党”。他们表面上宣布以普及政治教育、拥护法律自由、建设坚固政府、改革行政、调和社会福利为政纲，期望以“超脱”的“第三党之地位”出面组织内阁，“掌握权柄”，实际上拥袁反孙的色彩十分浓重。

中国社会党。

主要发起人为江亢虎，自诩以宣传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为目的。1911年7月成立社会主义研究会。11月5日在上海召开大会将研究会改组为中国社会党。

带有浓厚的无政府主义色彩，主张无宗教、无国家、无家庭的三无主义。提倡男女平等、教育平等、财产归公。中国社会党成立后，风靡一时，特别在青年学生中有着很大的影响。

1912年6月，中国社会党呈请立案，未获批准。其后，中国社会党多次申辩。1913年8月7日，北京政府明令解散。

上述4个政党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纲领比较含糊，组织纪律松散，时分时合，很不稳定，成员大都属于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上层人物，有知识分子，有新旧官僚。

其中大部分拥护袁世凯，反对孙中山、同盟会，小部分同情支持孙中山、同盟会，反对袁世凯。他们的组织大多缺乏群众基础，成立得快，消失得也很快。

第五种情况是由满清王族为反对变更国体出面组织的。

如宗社党。

1912年1月19日，载涛、良弼等满、蒙王公贵族看到利用袁世凯保住大清的皇室不退位已不可能，就结合几十人，以“君主立宪维持会”之名义发布宣言，宣告宗社党的成立。

他们在京内煽动满族官兵组成近卫军，外则勾联陕甘总督长庚、陕西巡抚升允，阻止袁世凯与革命政府议和，以苟延清王朝的统治。

甚至在成员胸前刺上二龙图案、满文姓名等标志，准备孤注一掷。其主要成员有前军谘大臣载涛，辅国公、前度支大臣载泽，训练近卫军大臣毓朗，原近卫军协统良弼，肃亲王、原民政部大臣善耆，原江宁将军铁良等。

1月20日，南京临时政府正式向袁世凯提交清帝退位条件，促清帝下台。宗社党徒要求隆裕皇太后坚持君主政权，并加紧排袁活动，甚至鼓吹南北分立。有些蒙古封建王公竟图谋武装反抗。1月26日，同盟会会员彭家珍把宗社党的骨干良弼炸毙，皇族纷纷逃离北京。

1月27日，袁世凯指使段祺瑞等发表通电赞成共和。2月12日，清帝被迫退位，北京宗社党自行解体。

以上就是民国初年政党兴衰分合的大概情况。在这些思潮的感染和影响下，以宋教仁为代表的革命党人中的绝大多数也跃跃欲试，积极进行改组同盟会为国民党的工作。

3、五党合并改组为国民党

孙中山对组建国民党，一开始态度冷淡，并不积极。

1912年7月中下旬，他在接见美国记者李佳白时曾直言不讳地说：

我对我们中国的社会革新，比党务与政治问题更有兴趣，政治革命的任务已经完成，现在我正集中我的思想与精力于从社会、实业与商务几个方面重建我们的国家。

可是当时政党政治形势迅速发展，许多政党建立组合，力图争夺即将组织责任内阁的大权。在此情况下，身在北京的宋教仁积极活动，争取孙中山、黄兴的支持，扩大党的势力，多争取参议院中的席位，以便将来实现政党内阁的政治理想。

而孙中山面对民国初年掀起的“组党热”以及形成的“政党林立”的局面，也不得不同意宋教仁的主张，支持他改组同盟会，联合其他党以建立一个新的大规模的政党，造成一个强有力的“运用政治之中心势力”，以巩固新生的民国政权。

但是1912年8月22日孙中山又曾写信给宋教仁说：

民国大局，此时无论何人执政，皆不能大有设施。盖内力日竭，外患日逼，断非一时所能解决。若只从政治方面下药，必至日弄日纷，每况愈下而已。必先从根本下手，发展物力，使民生充裕，国势不摇，而政治乃能活动。弟刻欲舍政事，而专心致志于铁路之建筑。

他将所有改组同盟会成立国民党的事交由宋教仁去处理。

从1912年5月30日起，中国同盟会就开始与其他政党商谈合并的问题。6月5日同盟会、共和党、统一共和党会商设立政见会，作为三党协商政见讨论问题的机构。

但共和党拥袁，处处“几以对抗同盟会为职志”，没有合作的余地。

几经周折，8月11日，中国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国民公党等五党在北京合组成新党，取“共和之制，国民为国之主体”之意，定名为国民党。

8月25日召开正式成立大会。会议由张继任主席，通过党的名称及国民党规约。

会议推举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王宠惠、王芝样、吴景濂、王人文、张风、贡桑诺尔布9人为理事，推举胡汉民、张继、谭延闿、于右任、阎锡山、柏文蔚、李烈钧、唐绍仪、胡瑛等30人为参议。

9月3日，国民党在北京召开理事会选理事长。各理事公推孙中山为理事长。但孙中山对党务的兴趣不大，不久就委托宋教仁代理，自己仍然钟情于铁路等民生问题，奔走于全国各地乃至日本。

国民党在正式成立前后，发表了《国民党宣言》、《通告海外书》、《国民党规约》等文件。

《国民党规约》规定：

设本部于国都北京，综理全党事务；设理事9人，代表本党，总揽党务，任期2年，理事互推1人为理事长；设参议30人，参议党的重要事件，任期2年；设交通部于省会外之各商埠，设支部于各省省会，设分部于各府厅州县；国外华侨中党员满千人以上设支部，不满千人的地方设分部。

国民党的组成，其根本着眼点是为了在国大选举中，争夺参议院的席位，因此将同盟会早期的三民主义政纲的内容作了很大改变，民族主义没有了，却提出“厉行种族同化”，民权主义不提了，却提出了“平民政治”，民生主义变成了“采用民生政策”。

为了取得国会多数席位，在“新旧合糅”口号下，在组织发展中，采取了“兼容并包”的发展方针，到处拉人入党，大批官僚政客、立宪党人成了国民党员。

结果赵秉钧内阁中，除了陆军、海军、外交三总长外，全是国民党员，赵秉钧内阁被时人讥笑为国民党内阁。

这样一来，国民党简直成了一个大杂烩。“主义无由贯彻，中国同盟会时代的革命精神，几于丧失殆尽。”

正像后来陈其美给黄兴的信中所说：

“同盟会结会于秘密时代，辛亥以后，一变而为国民党，自形式上言之，范围日见扩张，势力固征膨胀。而自精神上言之，面目全非，分子复杂，薰莸同器，良莠不齐，腐败官僚，既朝秦而暮楚，龌龊败类，更覆雨而翻云，发言盈庭，谁执其咎？操戈同室，人则何尤？”

二次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国内各支部经袁世凯的打击、绞杀，很快便土崩瓦解。